《围城》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、磨豆腐，名产是泥娃娃。
有人读到这里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：「这不是无锡吗？钱锺书不是无锡人吗？他不也留过洋吗？不也在上海住过吗？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？」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，竟推断出钱锺书的学位也靠不住，方鸿渐就是钱锺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。
钱锺书是无锡人，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，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，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（B．Litt．）学位，然后到法国，入巴黎大学进修。
他本想读学位，后来打消了原意。
一九三八年，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，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，这是破例的事，因为按清华旧例，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，由讲师升副教授，然后升为教授。
锺书九、十月间回国，在香港上岸，转昆明到清华任教。
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。
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，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，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；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。
一九三九年秋，锺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，他父亲来信来电，说自己老病，要锺书也去湖南照料。
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，反覆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，以便伺候父亲，公私兼顾。
这样，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。
一九四○年暑假，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，道路不通，半途折回。
一九四一年暑假，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，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。
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，约他再回联大。
值珍珠港事变，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。
他写过一首七律《古意》，内有一联说：「槎通碧汉无多路，梦入红楼第几层」，另一首《古意》又说：「心如红杏专春闹，眼似黄梅诈雨晴」，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。
《围城》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。
锺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，一九三三年订婚，一九三五年结婚，同船到英国（我是自费留学），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，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。
我母亲一年前去世，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，父亲避难上海，寄居我姐夫家。
我急要省视老父，锺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，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。
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「孤岛」的上海建立「分校」。
二年后上海沦陷，「分校」停办，我暂当家庭教师，又在小学代课，业余创作话剧。
锺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，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，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。
有一次，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，回家后他说：「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！」我大高兴，催他快写。
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，怕没有时间写长篇。
我说不要紧，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，我们的生活很省俭，还可以更省俭。
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。
我不勉强她，也不另觅女佣，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。
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，或熏得满眼是泪，或给滚油烫出泡来，或切破手指。
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《围城》（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），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。
《围城》是一九四四年动笔，一九四六年完成的。
他就像原《序》所说：「两年里忧世伤生」，有一种惶急的情绪，又忙着写《谈艺录》；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：「书癖钻窗蜂未出，诗情绕树鹊难安」，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。
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，包括锺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。
两家同住分炊，锺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，锺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，只剩他母亲没走，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；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。
以上我略叙锺书的经历、家庭背景和他撰写《围城》时的处境，为作者写个简介。
下面就要为《围城》做些注解。
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。
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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